第五章 罪行

  波洛觉得一时之间难以入睡。首先是没有了火车的晃动。如果外面是个车站，也实在太安静了。相比之下，火车里的声音倒是异常响亮。他能听见雷切特在隔壁的动静——走动声、按水龙头的咔嗒声、自来水流动的声音、水溅出来的声音，然后水龙头又咔嗒一声关上了。外面过道上的脚步声，有人趿着卧室的拖鞋走了过去。

  赫尔克里·波洛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。外面的车站怎么这么安静？他喉咙发干——忘记要一瓶矿泉水了。他又看了看手表。才一点十五分。他想按铃向列车员要一瓶矿泉水，手指刚要伸向电铃，但又停下了。在寂静中，他听见“叮”的一声。列车员不可能同时照顾到每个铃声。

  叮……叮……叮……

  铃声响了又响。列车员在哪儿？有人不耐烦了。

  叮……

  无论是谁，仍在固执地按着按钮。

  突然，过道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列车员来了，敲了敲波洛房间不远处的门。

  然后传来了说话声——列车员的声音，恭敬而抱歉。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一再坚持且喋喋不休。

  哈巴特太太！

  波洛暗自发笑。

  这场口角——如果是的话——持续了一阵子，哈巴特太太和列车员的说话比例是九比一！最终，事情似乎是解决了。波洛清楚地听见“晚安，太太”，还有关门声。

  他的手指按了按电铃。

  列车员立刻出现了。满头大汗又闷闷不乐。

  “请帮我拿瓶矿泉水吧。”

  “好的，先生。”大概是因为波洛冲他眨了眨眼睛，列车员诉起委屈来，“那个美国老太太——”

  “怎么了？”

  他擦了擦额头。“您想想我跟她在一块的时候！她坚持说——死活坚持——她房间里有个男人！您想想，先生，这么小的地方，”他用手比画了一圈，“他能藏在哪儿？我跟她争辩了一下，我说这是不可能的。可她还是坚持说，她醒了发现有个男人在那儿。于是我问，那个男人怎么能出去后还能把门闩上。可她就是听不进去，好像还嫌我们不够麻烦是的，这大雪——”

  “大雪？”

  “是啊，先生，您没注意到吗？火车停了。我们困在雪堆里了，天知道我们还得在这儿待多久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待了七天。”

  “我们这会儿在哪儿？”

  “在温科夫齐 和布罗德 之间。”

  “唉，唉。”波洛苦恼地说。

  列车员退了出去，回来时带来了矿泉水。

  “晚安，先生。”

  波洛喝了一杯水，好让自己安静地睡着。

  快要睡着的时候，他又被惊醒了。这一次，好像是什么重的东西砰的一声撞在了他的门上。

  他跳起来打开门向外看，什么也没看到。可是在右边，离他有段距离的过道上，有个裹着一件猩红色和服式睡衣的女人走开了。在另一端，列车员坐在小椅子上，正在一大张纸上填写什么。周围都是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  “我肯定是发神经了。”波洛说着又回到了床上。这次他一觉睡到了早上。

  醒来时火车仍然停滞不前。他拉开窗帘向外看，只见火车周围堆满了厚厚的积雪。

  他看了一眼手表，已经九点多了。

  九点四十五分，他和平时一样一身整洁而时髦的打扮，向餐车走去，里面一片唉声叹气。

  旅客们之前可能存在的任何隔阂已经完全打破了，所有人被一个共同的不幸联系在了一起。哈巴特太太正在高声吵闹着。

  “我女儿还说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方式，坐上火车就直接到帕鲁斯了。现在我们可能要在这儿困上好几天，”她哀叹道，“而且我的船后天就要开了，我还能赶上吗？我甚至都不能打个电报去退票！我气得都不想再说这个了！”

  那个意大利人说他在米兰还有要紧的事。大块头美国人说“真是太糟糕了，太太”，还安慰性地说火车还是有希望把时间补上的。

  “我姐姐，还有她的孩子们都在等着我，”瑞典太太抽泣着说，“我也没办法通知他们，他们会怎么想啊？肯定会认为我出事了。”

  “我们要在这儿待多久？”玛丽·德贝纳姆问，“没人知道吗？”

  声音里有种不耐烦。但波洛注意到，托罗斯快车停车检查时她的那种近乎疯狂的焦虑已经消失不见了。

  哈巴特太太又说了起来。

  “这火车上没人了解情况，也没人想要做点事。只是一群没用的外国人。哼，要是在我们国家，至少有人会想办法做点什么的！”

  阿巴思诺特转向波洛，小心谨慎地用带着英国口音的法语说：

  “你是铁路公司的董事吧，先生？你能说一下——”

  波洛微笑着纠正他。

  “不不，”他用英语说，“我不是。你把我和我的朋友布克先生弄混了。”

  “哦，对不起。”

  “没关系，这很正常。我现在住在他之前的房间里。”

  布克先生不在餐车里。波洛四处看看还有谁不在。

  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和那对匈牙利情侣都不在。还有雷切特和他的仆人，以及那个德国女仆也不在。

  瑞典太太擦了擦眼睛。

  “我真傻，”她说，“这么不争气地哭鼻子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  然而，这种基督教精神没有获得大家的认可。

  “这的确很好，”麦奎因心情烦乱地说，“我们会在这儿待上好几天。”

  “这里究竟是哪个国家啊？”哈巴特太太眼泪汪汪地问。

  得知这里是南斯拉夫后，她说：“哦，一个巴尔干国家，还能指望什么？”

  “你是最有耐心的一个了，小姐。”波洛对德贝纳姆小姐说。

  她微微耸了耸肩。

  “一个人能做什么？”

  “你真像个哲学家，小姐。”

  “那意味着一种超然而置身事外的态度。我觉得我的态度更为自私。我已经学会如何不浪费感情了。”

  她的回答更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因为她甚至都没看他一眼。她的目光越过波洛，停在窗外厚重的积雪上。

  “你很坚强，小姐，”波洛礼貌地说，“我觉得你比我们所有人都坚强。”

  “哦，不，不，真的。我知道有个人比我坚强得多。”

  “这个人是？”

  她好像突然醒悟过来，意识到自己正在跟一个陌生人、一个外国人说话，直到今天早上，她也就跟他说了几句话。

  她礼貌而疏远地笑了。

  “呃，比如那个老太太，可能你也注意到她了。一位十分丑陋的老太太，可很有吸引力。她只要举起个小手指头，客气地说一句，全车人都得为她奔走。”

  “他们也会服从我的朋友布克先生，”波洛说，“但那是因为他是这条线路的董事，而不是性格坚强。”

  玛丽·德贝纳姆笑了。

  一早上过去了，包括波洛在内的几个人仍然留在餐车里。此刻，集体生活能让人感觉时间好过些。他听到了更多有关哈巴特太太女儿的事，也听到了已经过世的哈巴特先生一辈子的习惯，从早上起床吃谷类早餐，一直到晚上穿着哈巴特太太亲自给他织的睡袜睡觉，等等。

  波洛正在听那位瑞典太太混乱地讲述她的传教宗旨时，一位列车员走进餐车，来到他身旁。

  “打扰了，先生。”

  “什么事？”

  “布克先生问您是否愿意劳驾去他那里坐一会儿。”

  波洛站起来，向瑞典太太道了歉，然后跟列车员走出餐车。此人不是他自己车厢的列车员，而是个白皙的高个子。